著名改革理论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改革需要实现“战略性突破”。
他认为，“十二五”改革，是消费主导时代的改革，是走向城市化时代的改革，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是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是推进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他给出了“两个终结”的结论：一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大进大出”的增长方式应当终结，二是以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增长主义”应当终结。
迟福林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经济的严重衰退，必将产生全球性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并对我国产生长期、深刻的影响。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将进入需求不足的时代，必然伴随着结构的重大调整；从内部需求来看，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与生存型阶段相比有了重大变化。
结合“十一五”的执行情况，迟福林说，尽管“十一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某些新的进展，但总体说，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十一五”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政策目标大部分要“落空”，加上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变革的任务更加艰巨。
同时，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然比较突出，发展方式转型的更大挑战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因此“十二五”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能否取得重大突破。
迟福林说，“九五”期间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实际情况分析，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远不是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而且超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范畴，涵盖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行政领域，所以是个国家发展方式的问题。
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首先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第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第三是强调政府转型。我国“十二五”转型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这个基本判断的前提下，我们应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的总体思路。
迟福林还说，前些年，讲政府自身利益问题大家可能不大接受。近几年，由于现行的财税体制、干部体制等因素，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政府转型最深刻的问题。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开始形成的情况下，许多扭曲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解决改革中的利益协调尤其是改革中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就会极其困难。
